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到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这一步，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当时一喊‘星箭分离’，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
乐曲呢。”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与“文化大革命”几乎同时开始。就因为这个原因，在戚发轫接手总体设计工作之前，“东方红一号”总负责人的岗位已经几易其主。
前几任分别是赵九章、钱骥、孙家栋。赵九章因为“文革”的不公平待遇而自杀，钱骥、孙家栋则因为莫须有的原因而被迫卸任。当时掌权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提出了一个办法――按“巴黎公社”原则，普选负责人。投票结果，戚发轫票数最多，当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组长”。
技术压力非常大。卫星天线要做展开试验，但当时既没有设备也没有试验场地。设备只能自己改装，场地是向中科院力学所借的一间仓库。这种实验危险性大，卫星天线一旦折断就会伤人。戚发轫只能给同事们每人找个了包装箱盖儿当护板，从缝隙里观察卫星旋转时天线的反应。就这样找到了天线折断的症结。
更大的压力是政治压力。第一颗卫星，第一次上天，还要播放歌曲，播放的还是《东方红》!这种压力若以戚发轫大实话版本演绎就是：“（卫星）要是唱着东方红掉下来了，这不相当于红太阳掉下来了么？这简直是杀头之罪。”
所有的相关人都加入了这场有关《东方红》的讨论，也包括钱学森。有人提议加一个过载开关，卫星达到第一宇宙速度就接通播放东方红，达不到就不接通。有人不同意这个提议：过载开关也是新的，可靠性如何保证？万一该接通时不接通怎么办？最后，钱学森只好把这个问题带到北京，请周总理决定。
1970年4月14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杨南生、戚发轫等一行。在听完汇报后，周恩来点了戚发轫的名字。
“卫星可不可靠呀？”“可靠。”“上天以后，《东方红》会不会变调？”
戚发轫沉吟了一下，“凡是能想到的，凡是地面能做实验的，我们都做过了。”
“那这样吧，你们回去写个报告，交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转场时间。”
这下戚发轫紧张了，大实话也上来了：“总理，不行啊。卫星与运载火箭已经对接、水平放在运输车上等着转运到发射阵地了。我们只做了四天四夜横放试验，电解液不漏。再久了就无法保证电解液不漏。”
“为什么不多做几天试验呢？”
语气已略带责备。
戚发轫马上回答：“原因在我，是我们搞总体的没有向负责电池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周恩来当时说了一段话，至今戚发轫还能一字不落地重复：“你们搞总体的人，应该像货郎担子和赤脚医生那样，要走出大楼，到各研制单位去，把你的要求老老实实告诉人家，让人家知道应该怎样做工作。”当向记者谈及这段话时，这位在研制“东方红”过程中曾晕厥、曾阑尾穿孔、曾被抄家的总设计师真诚地说，“我很服气。”
报告仍旧得写，不过有了“四天四夜”的限制，一切就要从速。当夜的国防部大楼，若干办公室通宵亮灯――任新民负责运载火箭的一级二级报告，杨南生负责运载火箭三级报告，戚发轫负责卫星报告。三人写完要交钱学森，钱学森改后要交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罗舜初改后要交国防科委主任王炳璋，王炳璋改后要在15日凌晨6点前送到周恩来手中。层层接力终于换回了一个重大批示――“政治局同意卫星发射安排”，也换回了一个重大要求――“万无一失”。
1970年4月24日9时35分，“长征一号”载着“东方红一号”直上云霄。一声“卫星入轨”，全场沸腾。
除了戚发轫。“搞卫星的和搞运载火箭的还不同。到了‘星箭分离，卫星入轨’这一步，人家运载就完成任务了。当时一喊‘星箭分离’，基地司令就一拍我肩膀――‘小伙子，成啦！’我说不成，还得等着，还没听到《东方红》乐曲呢。”
酒泉发射基地已是一派狂欢景象，祝捷大会马上开始。有人喊，“戚发轫，上去说两句啊!”他只是沉默地坐在那里。十五分钟长似一个世纪，9点50分，国家广播局来电：“收到卫星播送的《东方红》乐曲，声音格外清晰洪亮。”他仍旧忍着，一言不发。
90分钟后，卫星绕地一周，新疆喀什站报告：收到太空传来东方红乐曲。万千感情瞬间决堤，他站起来大喊一声：“我们成功了!”已是哽咽难言。
新华社马上发出喜报，天安门广场上手握毛主席语录的人们开始狂欢庆祝，街道和乡村的百姓团团围坐在收音机旁收听《东方红》，《参考消息》将所有外媒报道集中了一整版，其中德新社的报道写道：中国人过去被大大低估了。
那一天如在眼前，满头鹤发的老科学家说起来，眼中尽是氤氲之色。“真不容易啊，那时候的负责人没有任命，也没有人在乎这个，就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干。”在一个派别林立、人心复杂、气氛压抑、组织涣散的特殊背景下，一群知识分子竟被“家国天下”这么形而上的理想紧密地集合在一起，如何不算一个奇迹。
几十年后，当这段历史要刻在为纪念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四十周年而建的“百星墙”上时，人们竟不知该在“总设计师”一栏中填上谁的名字。为了确定这个问题，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领导提出了一个原则：发射时谁负责谁就是总师。按照这个标准，总师是戚发轫。
戚发轫说，我不同意。“‘东方红一号’当年没有任命总师，只有前仆后继的科学家群体。即使写一个人，也应该是孙家栋。”“百星墙”最后刻上了戚发轫和孙家栋两个人的名字。
他很少说这样有些“煽情”的官话，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大实话：“他们老让我讲，我说我没啥可讲的，我就是‘第三个馒头’，前面人家都干那么多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