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离开西充，来到合川，经好友苏先生介绍，我留在合川国立二中教数理，汝龙则到东温泉复旦中学去教全校地理，每周二十八节课。第二学期他就改教英语，与一个教语文的冯老师、一个教数学的张老师成为全校三位骨干教师。学校因为学生看进步书报，要开除学生。他们三位老师联合其他老师，共18个人，向学校提抗议，学
冯老师带着家眷、我们带着大女儿一同来到涪陵，住在省中校内。冯老师教语文，汝龙教英语，我教理化。后来冯老师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学校就聘请他为教务主任。
汝龙常年白天上课，晚上干翻译，生活学习都很艰苦，因而得了肺结核。医师让他卧床休息，不能再教课，于是只能靠我一个人教课维持生活，还要买鸡熬汤给他增加营养，生活十分困难。这时他英语水平比较高，教课很受学生欢迎。他休息后学校另请老师教高三毕业班英语，请了两个老师都被学生轰走。校长没办法，只好来求汝龙上课，他把两个毕业班合成一个。每天上两小时课，给一个专任老师待遇。学生听了汝龙的课很满意，就安心上课了。
在涪陵我生下第三个女儿，因为没有奶喂她，身体瘦弱多病。抗战八年中我们在四川中学教书换了好几个学校，生活很不安定。这八年中汝龙虽未中断过译书，但因战乱，只出了《阿托莫诺夫一家》的一部分，薄薄一本。
抗战胜利了，我们的生活仍无着落
1946年抗战胜利，举国欢庆，消息传来，我们高兴极了。一边放鞭炮，一边举杯庆祝。凡从下江到四川来的人都想回家乡去，但是长江轮船全被政府包去作差船，普通老百姓根本乘不着船，我们只好暂留四川。
?水看到有钱有势的人发了国难财，又发胜利财，而我们则流亡各地，生活毫无保障，就得出结论，认为要在这个社会存身必须有经济基础。他经过一番努力在重庆开了一个书店――重庆文化企业公司，我们就在店中卖书。这时我生下小女儿。书店没开多久，因为赔钱欠债，只好关门。1947年我们设法回到南京，经苏先生介绍在常州柏桢中学教书。这时教书工作不如抗战时期好找。汝龙一心想回北京专干翻译，我们就辞去教职，回到北京住在我的家里。因为找不到原文书籍来译，就托一个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朋友从学校借书来译，译完一本换一本，后来又每天到协和医院的图书馆去借书在那儿译。1947年高尔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是他这些年来译的书首次出版，由于物价飞涨，我们拿到稿费时只够买两个烧饼，所以单靠翻译没法维持生活。我们几乎陷入绝境。
解放后，开始系统翻译俄国文学
1949年全国解放，我们才翻了身。汝龙译的书陆续出版，受到文学界重视。他就更加努力地译书。从解放后到1952年，汝龙经老友冯老师介绍，曾任江苏无锡的中国文学院、苏南文化教育学院、苏州东吴大学的中文系副教授。
1952年到1953年，汝龙在上海平明出版社任编辑主任一年。他白天给社里看稿，晚上自己译书到深夜。每周还有两三天要到大学去教书，等于一个人干三个人的工作，十分辛苦，但是因为理想得以实现，译书都能出版，故而干劲十足。他为了给平明出版社增加收入，赶译出苏联特里丰诺夫著的《大学生》。巴金知道后，说：“这些书应该由年轻人去译。”他希望汝龙译较难的古典文学，并劝导汝龙既然要专干翻译，就该有系统地译一个作家的作品，这样容易掌握作者的思想和风格。汝龙本想译法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巴金则鼓励他译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因为20年代虽然有人译过几本契诃夫的集子，但是并没受到重视。汝龙接受了巴金的建议，就开始译契诃夫的作品。由于那时汝龙对翻译已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在短短的两三年内译出了二十七卷《契诃夫小说选集》，由平明出版社陆续出版。通过翻译契诃夫的作品，他了解契诃夫，热爱契诃夫。后来戈宝权从苏联买回新出版的契诃夫十二卷集送给他，鼓励他译出契诃夫全集，而这正是他的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汝龙一心想多译书，把书译好，因此1953年辞去平明出版社的编辑主任，回北京专干文学翻译工作，实现了他多年的夙愿。从解放到文化大革命汝龙译了大量的俄国进步作家的小说的同时，还写了几篇论文发表在《人民文学》、《文艺报》上，如《契诃夫和他的小说》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大学也请他去讲契诃夫，他还在天桥剧场给文艺界人士分析契诃夫的作品。有一年波兰进步作家来华访问，作协还让他陪着去昆明等地参观游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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