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汝龙的一生

1955年，汝龙经巴金介绍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5年，他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理事。

1957年作协找汝龙去开会，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他因为解放后译书才能出版，生活也有了保障，所以对党只有感激之情，毫无怨言，就没说什么对党不满的话。上海某报登一消息，说他是温吞水，他只付之一笑。

解放前夕我回到北京，找不到教书工作。十月间生了一个儿子，因患肺结核，产后大吐血，只好在家休养，儿子由姥姥带领。在四川时汝龙就鼓励我学好英语，也干翻译，因为当时汝龙认为教书是混饭吃，翻译才是“为人类献身”。我因找不到原文书来译，就约一同事跟我一起每天到青年会图书馆去把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著的《穷人》英译本抄回来翻译。我所译的稿子都经他逐字逐句对过原文，他说这才是对读者负责。这本译稿经多次修改，出版时得到巴金好评。我在汝龙的帮助下也译了几本小说。

我们回北京后，我父亲给我们买了个小四合院，实现了明窗净几、专心翻译的愿望。那年巴金来北京开会，看见汝龙跑前跑后，热心修房，安装卫生设备，就提醒汝龙要过好胜利关。因为当时译书陆续出版，所得稿费已能过上富裕的生活。汝龙听了巴金的话，就提高警惕，从那时起不再考虑吃穿住等生活方面的事，专心翻译，因而我们的生活始终很俭朴。

汝龙最喜欢的是书，我们每周都到东安市场旧书店去买书，后来因为与书店熟识，一有好书就给留下，等我们去买。因此汝龙有近两万本中外文书籍，其中包括俄国各著名文学家的全集和全套这些作品的英译本。还有马恩列斯的全集、中国古典小说、现代文学、作者签名的赠书、工具书、大词典等。汝龙做了十个书柜，挨墙摆满两间北房。除了书以外，他还喜欢音乐、绘画、戏剧等。他买了录音机，休息的时候听听古典音乐。他还买了些名画册，空闲的时候欣赏欣赏。他也爱听戏，对各种形式的文艺都很感兴趣。他认为各种形式的文艺是相通的，要从其他艺术中吸取营养。

建国后文艺界要求翻译工作者译俄国文学应由俄文译出，汝龙也认为既然要译契诃夫的作品，就该把俄文学好，由原文译出，以便更忠实于原著。他就又自学俄文，每周还到一个俄国侨民那儿去一次，解决疑难问题。他学好俄文后把以前由英译本译出的《阿托莫诺夫一家》、《复活》等书又用俄文重译一遍，有的译稿重译过两三次，废稿都有近百万字。

十年浩劫中，仍坚持干文学翻译

汝龙的父亲退休后住在上海，汝龙就在我们住房附近买下了一个小院，两三间房，把他父母接来北京居住，以便就近照顾他们。1966年文化大革命从文艺界开始，汝龙也难免受到冲击。我们的住房是自己的，大字报贴到我们的大门上，说我们是房产主，必须把房子交公。我们就把房契交给房管局，只收到一小张纸条作为凭证。大字报也贴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造反派说汝龙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每天晚上都听到对门打人的声音，令人心惊胆战，走在街上都不敢抬头，如同罪人一般。我们也不敢到汝龙父母那儿去，怕连累他们。我们为了躲避挨斗，主动把所存稿费全部交人民文学出版社，把家中书籍、衣物、家具等全都交给派出所。幸亏周总理指示红卫兵只抄政治，不要抄生活用品。驻我们派出所的红卫兵是北工大的学生，他们找到住在我们附近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外文部的主任，调查汝龙的问题，他只说：“汝龙就是爱吃个小馆子。”因而红卫兵没来抄我们的家，只在各屋门上贴了封条，把西屋两小间房留给我们住。汝龙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外人员，没有工资，全靠稿费生活。我们的稿费全是解放后才有的，所以交出稿费我们心想这等于是把钱还给人民，倒也心安理得。随后几年我们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一百元生活费，实际上是从我们上交的稿费中取出的。汝龙在家专业干文学翻译工作被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却想不通，难道自己真是走错人生道路了吗？起初他惶惑，灰心丧气，不知该如何生活下去。但是通过再三思考，认定自己没走错路，就鼓起勇气，继续译书，不管书能不能出，在十年动乱中译书也没间断。文革中只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本高尔基的《人间》，那时是没有稿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