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汝龙的一生

汝龙的父亲于1968年去世，我们就搬到小院去住，好照顾他的母亲。我们祖孙三代就住在两间半平房内，睡上下铺。后来原住的房子里我们交的书籍和东西都运走了。书籍打成捆由十几辆三轮车拉走，汝龙眼看着自己心爱的书被拉走，绝了可能发还的希望，心疼得不得了，几乎泪下。后来书发还时才知道他们把书拉到孔庙，当文物

汝龙一方面自己译书，一方面还培养接班人。不管是朋友的儿子，还是街坊邻居的孩子，都来找他。学习英语，他热心地教他们。他一谈起翻译来就精神百倍，滔滔不绝，鼓励他们学好外语，也干翻译。他给他们讲如何才能搞好翻译。他说首先要把原文通篇的生词仔细查好，把语法弄通，下笔前要反复多看几遍原文，把作品的总精神吃透，对原文理解透彻，了解作者的意图，要准确掌握人物的感情色彩，然后再动笔。巴金说：“翻译出的小说必须是艺术品，干翻译好比乐队指挥，对整个作品应该了如指掌。”汝龙说：“翻译时不能一边查字典一边译。字典上的注解多半不能直接用上，只帮助人理解这个字的含义，再找译文中合适的词用。动笔译时要注意原著风格，整段的气氛。人物要有感情，假如光有情节没有感情，那就像没有感情的电影一样，不好看。一切准备工作做好，译文读起来才能像流水般畅通无阻。”不过有的作品也不能译得太流畅。巴金曾给汝龙提意见，说他译的契诃夫作品调子太快。以后汝龙在这方面就多加注意了。还有就是译出来的东西一方面要贴近原文，一方面要像中国话，上下联贯，一气呵成。这时最常到我们家来的是我们儿子在四中的几个同学，汝龙专心一意地给他们讲课和改稿，从不收任何报酬。其中有一个学生现在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攻读博士学位。他知道汝龙去世后，非常悲痛，曾写信来慰问。汝龙除了给学生讲课外，还帮助学医和学物理的朋友改译稿。他得意地笑着说：“不管是医学还是物理，我根据英语语法就能看出他们的译文哪儿有错。”

“四人帮”垮台后，带病译完《契诃夫文集》

“四人帮”揪出后，文革中遗留的问题都落实了政策。我们交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稿费存款，扣除几年中领取的生活费外，全部发还我们了。我们交派出所的衣物家具等也折价归还了。所交书籍也都发还，但当时我们祖孙三代住两间半房，哪儿有地方放那么多书。这时在商业部工作的汝龙的七妹分到房子，有两大间，我们就把书拉到她那儿去，堆放在地上，占满一堵墙，半间屋子。书在她那儿一放就是十年，直到分到了现在住的楼房，才把书拉回来。书大部分保存良好，但也丢了一些好书，如：鲁迅译文集、四本综合词典等。藏书发还，是汝龙最高兴的一件事了。

我们原住的房子也要落实政策，但因已住进好几家人，故迟迟未能解决。巴金来北京开会，到家里来看望我们，看到我在缝纫机上干翻译，就说一定要为我们的住房问题奔走，后来他托人给我们落实了私房政策，用原住四合院十间房换租了现在住的七层楼两套两居室的房屋，得以安静地搞翻译工作。我们搬来新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把书拉回来，汝龙定做了十个书柜，进深比一般书柜厚一倍，一格同时可以前后放两排书。把书理清，放回书柜，这是他每天要干的乐事。这时他在屋里摆了两张书桌，在一张书桌上用俄文专心译《契诃夫文集》（此文集承巴金介绍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在另一张桌子上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中短篇《两个我》等三篇小说。他想约我和他一起译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因我已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和《少年》，但是我已年老，没有精力再译大部头的书了，只能帮他校校稿子。

汝龙由于长年熬夜译书，抽烟过多，十几年前得了气管炎，年龄渐大，病发展成肺气肿、肺心病。又因为神经衰弱，手抖得不能写字，改稿和朋友间书信往来都由我代笔。1985年巴金来京开会，特地到我们新居来看望我们，正巧那天电梯不运行。巴金就一步步爬上七楼，使我们又感动又歉然。汝龙见到巴金，惊喜万分。他对巴金说：“以前我总认为我比你年轻，能比你多活几年，打算把你没有译完的《赫尔岑回忆录》接着译下去。现在看来，我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没想到，这竟是巴金与汝龙的最后一面，他们再也不能相聚畅谈了。

汝龙直到病重，行动不便，每天仍要看一两页稿子，为出《契诃夫文集》改稿，他说不经他再三校改过的稿子送出去是对读者不负责任。最后他勉为其难地差不多看完了十卷小说。

汝龙译了近六百万字的《契诃夫文集》，占契诃夫全集的十分之九，故而对契诃夫有所了解，一直想写一篇论文抒发自己的看法，因为某国的权威把契诃夫说得太灰色，太消极悲观。汝龙则认为契诃夫是积极的，他爱美好的、新生的东西，憎恨当时社会上丑恶的、庸俗的、腐朽的东西，他揭露它们，抨击它们，要人们不再照那样活下去。契诃夫是向前看的，对前途充满希望。但是由于病重，终于没有写成。他住院期间，仍惦记写论文的事，在昏迷中还喃喃自语，说他和他弟弟在林荫道上散步，他口授，由他弟弟写下来，听他这样说，真叫人痛心。我写信给巴金说，汝龙关于契诃夫的论文没写成，是他一生的遗憾。巴金却回信说：“过去我鼓励他翻译，他的确迷上了翻译，在这方面他有很大的成就。可以说他把全身心都放在契诃夫身上，他使更多的读者爱上了契诃夫。没有写论文不是‘遗憾’，他的功劳是介绍了契诃夫。”这是巴金对汝龙的翻译工作的评价。

汝龙还有一个遗愿，想出一套《汝龙译文集》，包括他一生所译重要的小说，使这些书能够流传下去，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贡献。

汝龙于1991年7月13日去世。遵照他的遗嘱，不发讣告，不开追悼会，不留存骨灰。只由我打电话或写信告诉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