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你所说的争议，我也认为是好事。因为争议在客观上能收到“炒作”的效果。“炒作”这个词是有些贬义的，我这个人讨厌各种各样的“炒作”，唯独不反对“炒作”传统文化的精华和重要的典籍；因为他们冷冷清清太久了，需要通过“炒作”来引人关注。在有关于丹的争议中，有些专家学者的确是为了维护传统学术研究的严
我附带还要说一件事情，中华书局几乎在同时出版了张燕婴译注的《中华经典藏书・论语》和于丹的《＜论语＞心得》，这也正是“和而不同”的表现。张燕婴是我的博士研究生，她这个人很谦虚也很严谨，译注《论语》力求符合文本原意，一步也不肯多走，所以她的书具有简明准确的突出优点。于丹的著作乃是《〈论语〉心得》，从心理学角度看，在“心得”、“感悟”这类意识活动中，是很可能出现“自由联想”的。假如这联想也引出了有益的思维成果，当然就可以与读者共享。
在你们提出的问题中，本来还涉及典籍的“诠释”。“诠释学”虽是现代的学问，但“诠释”的现象却在典籍的解读与传注中一直就有。我说张燕婴译注《论语》“一步也不肯多走”，但实际上她的书中也还有她个人所做“诠释”的成分。因为她毕竟是处于当代的语境之中，并且还不能不受她早已形成的种种主观因素的制约。还需指出，“诠释”实际上又是文化积累与发展的一种方式，所以要强调守住“底线”，使之有益于文化的发展。这些问题说起来都很复杂，今天是来不及谈了，以后再说。
中华书局于丹著二○○八年三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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