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现在主要的问题不是“我注六经”还是“六经注我”,而是提高与普及的关系问题。弘扬中华文化,需要从普及和提高两个方向上努力。弘扬中华文化不是简单照搬传统,而是要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要吸取人类文明的成果,做出新的阐释,推陈出新,发展到新的阶段。这需要艰巨的高深的研究工作,同时也需要普及。中华
高深研究和普及工作的要求、做法都不同,因而也需要分别由两支队伍来做。高等院校和研究院从事高深研究的高层次学者,也应该关注普及,为中华文化的普及发挥作用,但是不可能要求他们都来参加普及工作。我们需要有很好的研究队伍,也需要有高质量的普及工作者队伍。需要建设专门的普及工作者队伍,而且需要有适应不同层次普及工作需要的普及工作者队伍。总之,如何搞好普及,如何协调处理提高和普及两个方面,这可能是今后需要特别关注研究的问题
记者:于丹教授解读《论语》的传播方式,跟以往学者的做法不一样,也引起了诸多争论,支持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反对的人认为于丹教授对《论语》的理解过于浅薄,不够厚重,对于这种说法您是怎样看的?
钱:有不同意见和争论,这是不可避免的。关于《论语》的理解和讲法不同,是正常的,也不可能有哪一个人能说自己讲得都对。我们一直希望学术上有正常的百家争鸣、和而不同的局面。希望开展正常的学术批评,互相批评,互相切磋。不宜过多炒作,不要有偏激的思维方式。前一段的争论中,有一些说法比较情绪化。比如说某人没有资格,要求他下课等等。大学聘教授,要有资格认定,讲读《论语》的心得,我想不存在资格问题,大家都可以讲,但是要讲责任。讲的人要尽心尽力,把最好的讲给听众;媒体要负起引导的责任,尽可能引导国学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