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在国内是首次公布，对这批文书进行整理、研究并加以利用，无疑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据《俄藏黑水城文献》“附录”介绍，这批文书为宋写本，未染麻纸，共109页。每页约高29.5厘米，宽37.5厘米。行数不一，字有大小。楷、行、草书皆具，非一人所书，黑色大多浓匀。有朱笔与朱、黑印。原系长短不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作为宋代?延路地区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档案，是如何落入西夏人手中，如何被二次利用来印刷西夏文的《文海宝韵》，又如何流落到远在千里之外的黑水城，这也许如同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一样，永远是一个无法确知的历史之谜。当然，这并没有妨碍学者们试图解开这一谜底的艰辛探索。孟列夫的汉文版《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导言》曾这样推测“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来由：“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军队袭击时被抢走的”，推测西夏军队的抢掠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的原因。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自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西夏军队直接入侵?延路的文献记载。白滨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一文曾经探讨过这批文书的产生时代与历史背景，指出文书年代起自宋徽宗政和八年，即重和元年（1118年），止于宋高宗建炎五年（1131年），另外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刻本蝴蝶装《维摩诘所说经》封套裱纸中析出了《阜昌三年秦凤路第七将请发遣状》（HB.NO.709）和《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将呈状》（HB.NO.2559）两种文书（阜昌为金朝册立刘豫“大刘皇帝”年号，阜昌三年即公元1132年），由此推知这批文书落入西夏之手是在1132年之后。至于这批文书落入西夏之手的原因，他认为应从这个时期宋与西夏和金的军事关系着手分析。1131年金集结重兵，攻打陕西，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九），“陕西尽入于金”，然而金兵占领陕西以后并未对西夏履行当初承诺割陕西北部地给西夏的诺言，而是依旧把麟、府、?、延诸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把“既弱西夏”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西夏曾出兵助金攻宋，并从金兵占领地掠夺战利品。他认为西夏实际上是“盖畏其威，亦欲从而掳掠也”（《中兴小记》），“只要有隙可乘，便不放过对金占领地的攻占，这大约是这批文书所获之由来”。换言之，白先生认为西夏是从“金占领地”掠取到这批文书的。
也有学者认为，北宋与西夏在政权交往上是不平等的。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十二月，由于当时宋与西夏都被长期战争拖得精疲力竭，双方议和停战。北宋承认了西夏政权的独立地位，并册命元昊为夏国主；同时，元昊也被迫同意接受“永为宋藩辅”的屈辱条件。正因为如此，元昊不愿北宋使者到其都城兴庆府（治今宁夏银川），以免自己在外交礼仪上陷入“拜诏书”之类的尴尬境地，只让北宋使者住在宥州（旧治在保安军西北100余公里）。宥州是西夏十二监军司之一嘉宁军司的治所，李元昊时，统领有五万精兵，主要与北宋的?延、麟府路相对抗。对此，北宋也针锋相对，指定保安军（在城或顺宁寨）接待西夏使者。这样一来，宋、夏之间的交聘、移牒就形成了固定的“保安军――宥州”模式，即双方公文及双边交涉只能限定在“保安军――宥州”进行，而不能直达“保安军――宥州”以外的任何机构和地点。这样，有学者推断这批宋代文献可能是通过和平途径进入西夏地区的。但这种论断似乎忽视了宋夏交往中一般文书和特殊文书的区别。宋夏交聘、移牒的“保安军――宥州”模式似乎更适应于一般文书的往来，而“军政”文书中多件文书涉及到士兵调遣、军装发放、军员处置等重大军事机密，宋朝不可能外泄给西夏。由此可见，白滨先生的“战利品”说，或许更接近历史事实。
那么，这批宋代文献又是如何流落到黑水城的呢？目前学术界一般根据黑水城出土文献的数量、品种等来判断，黑水城不仅是西夏西北边防军事重镇，也是这一地区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中心。如果沿着这一思路推导，则这批重要的宋代文献是被西夏运到黑水城地区以后，在黑水城被印成《文海宝韵》，而后被藏入“伟大的塔”的。而白滨先生则认为：黑水城文献中除属于元代亦集乃路总管府或寺庙收藏的元代图籍档案外，其他文献基本上是元灭西夏战争中从西夏腹地、河西走廊等地区收集的西夏王朝公私藏书、档案文书，之后辗转运送到元朝后方亦集乃路总管府或当地寺庙中保管的。在明初的战乱中，这些材料又被北元或当地寺庙分别收藏在佛塔和寺庙中，直到20世纪初，始被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发现。（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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