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研究辜鸿铭多年，知其的确有喜骂“王八蛋”之嗜。若如是，就不难理解何以罗家伦要单独“上书”校方，且对自己的老师用语会如此刻薄激烈了。
不过，在5月3日那天，罗家伦写好此信后却并未马上送给校方。当天下午，他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纪念会，晚上9点才赶回北大，且又投身到筹备次日集会抗议的活动中。
据罗家伦后来回忆，五四运动的时候，辜氏曾在日人所办的英文报纸《北华正报》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帮学生是暴徒，是野蛮人。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次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见罗家伦《回忆辜鸿铭先生》，载台湾《艺海杂志》第1卷第2期）这样，辜、罗师生之间的矛盾就更加趋于激化。
马寅初致陈大齐的信
三、“上书”的正式递交及校方的最初反应
五四运动过去三个月之后，即1919年8月8日，罗家伦终于将5月3日写的这封信呈交给校方，并且又补充了如下内容：
这封信是五月三日上午写好的，次日就有“五四运动”发生，所以不曾送上。到今日学校基础已定，乃捡书呈阅。还有两件事要附带说明：
（一）本年学校将不便更动教授，但英文门三年级的英诗功课，只有二点钟，可否将辜先生这两点钟减去，让他便宜点儿。这两点钟我和我的同班，渴望主任先生担任。
（二）听说杜威先生下半年在本校教“哲学”同“教育原理”两课。这两课都是对于英文门狠（很）有关系的东西，可否请先生将他改成英文门的选科，让我们多得一点世界大哲学家的教训，那我们更感激不尽了。
在信末，罗家伦还要求将此信也交给代理校长蒋梦麟一阅（当时蒋氏到校视事仅有17天，蔡元培辞职仍未返京）。教务长马寅初收到此信后，相当重视，因信中内容涉及到英文和哲学两系的课程安排问题，他当天就将此信转给哲学系负责人、以“辟‘灵学’”著称的新派心理学家陈大齐（字百年），让陈与英文系主任胡适商量解决办法。他写道：“百年兄：接罗君家伦来函，对于英文与哲学两门功课有所主张，兹特奉上，希与适之兄一商为荷。此请刻安。”至于陈大齐和胡适具体商量的处理意见如何，限于资料，暂无法得知。
从罗家伦所补充的两点内容和马寅初对他的态度来看，五四以后这位学生领袖的地位和说话的分量显然已今非昔比。他竟可以完全不把名扬天下的老师辜鸿铭放在眼里，还大胆以全班同学的名义，公然请求让英文系主任胡适替下辜鸿铭来为他们上英诗课。在笔者看来，罗氏之所以这样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尤其是他和辜鸿铭的冲突过于激化，而英诗又是其必修课而无法逃避之外，还同罗家伦自己在五四运动中与蔡元培、马寅初、陈大齐、胡适以及后来的蒋梦鳞等校方高层建立起的“战斗情谊”、密切接触和信任关系不无关联（从现存的一些当年通信可以推知），且和辜鸿铭此时与罗氏本人最亲近、钦佩、依靠的另一老师胡适之间的矛盾和争论业已公开化也不无一定关系，至少在心理上，这些都可以给作为学生的罗家伦“上书”之举壮胆。
四、两个老师之间的“竞争”：胡适因素蠡测
在北大英文门内，胡适与辜鸿铭不仅是思想上的对头，也是教学上的竞争对手。他们都教英语文学，特别是英诗。起初，胡适仅教一年级的英诗，每周只有1课时；辜鸿铭则教二、三年级的英诗，每周都是3课时。罗家伦正是胡、辜共同的学生。但罗显然更喜欢胡适的英文课。1918年，他还在胡适的指导和修改下，与胡适联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易卜生戏剧《娜拉》。1919年5月，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亲自做翻译，罗家伦则是胡适指定的笔录人之一。他上述补充的有关杜威课程为选修课的建议，就是因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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