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辜鸿铭和胡适两人一起教过的英文学生中，除罗家伦之外，较有影响的还有许德珩、袁振英（笔名震嬴）、李季等人。后两人1915年入学北大英文门，分别担任班长和副班长，是其中英文造诣较高的学生。袁振英与罗家伦一道，曾参与过胡适主持的“易卜生专号”，所编译的《易卜生传》是汉文中关于易卜生最早的传记。他还曾
胡适
李季也是民国时期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翻译出版过《社会主义史》和《马克思传》等不少有影响的著作。1918年毕业后，胡适曾安排他在北大代英语课，但他对胡适却没有好感，后来更是不断写书批判胡适的思想与学术。而对于辜鸿铭，他虽不赞成其保守的思想态度和政治立场，却极为佩服其学问、人格魅力和教学方法。在30年代初所著的《我的生平》一书中，李季大赞辜鸿铭乃“全中国英文学巨擘”，“为人极严正、刚直、廉洁，不独擅长外国文学，并精研西洋的历史，素为世界有名的学者所推重”。并表示在北大几年间，与辜鸿铭“关系最深，得益也最大”（见该书第140-141页）。
不过，在李季的记述中，最令人对罗家伦“上书”驱辜一事产生对比，对当时北大英文门的教学产生感慨的，还是1916年底蔡元培接掌北大之前，他们全班同学曾集体驱赶一位老师，兴奋地迎来辜鸿铭的故事。此前，其主要的专任英文教师C先生常以妓院为家、从不好好地备课和上课，这引起他们强烈不满，因而激烈要求校长改聘辜鸿铭来给他们上英文课。为达到这一目标，他们甚至不惜罢课数星期，最后才迫使原校长点头应允。李季对此特别记述说：“自C去而辫子先生来，我们不啻‘拨开云雾见青天’。”（同上，第161页）
有趣的是，不到三年，这位学生心目中的“青天”，转而却又成为“新青年”罗家伦驱赶的对象。这时，学生驱赶老师的理由和方式也已发生新的变化。因此，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所新见到的这份北大档案，不仅为今人认知五四时期的新旧之争，也为感受当时正变化着的大学师生关系，提供了一点新的依凭和资源。
六、晚年罗家伦对辜鸿铭之“论定”
最后，让我们还是回到该信的作者罗家伦，读读他晚年所写的那篇《回忆辜鸿铭先生》的文章，看看他对昔日所驱赶的这位老师究竟作何评价。我们发现，在该文中，罗氏早已不再有往日的那种年轻气盛，他虽然还是将辜氏归为“老复辟派的人物”，还是认为其思想行为“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但却始终都尊称辜鸿铭为“先生”。他记述自己曾跟辜鸿铭上英诗课三年，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诗篇。当时上课最难的不是背诗，而是用英文翻译千字文，“这个真比孙悟空带紧箍咒还要痛苦”。在讲述辜氏趣闻逸事的同时，罗氏总掩饰不住对这位老师的文学天才和外语能力表示钦佩之意。他赞辜鸿铭是一个“无疑义的”、“有天才的文学家”，认为其“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作深刻的讽刺”，有时“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他还强调：“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等等。可见，历经几十年的文化人生和学术磨砺，他对辜鸿铭的认识评价已经相当平静、理性和客观了。
不过，同胡适一样，晚年的罗家伦也丝毫没有提到他早年曾“上书”北大校方、向辜鸿铭暗施“狠手”之事。要不是档案还在，我们今天恐怕也永远无缘了解此事的真相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隐瞒，实际上已经造成某种误导。有的罗家伦研究者已然声称，罗氏当年在主张新文学和新文化之余，还能“兼容并蓄”，比如对像辜鸿铭那样顽固而有见识的学者的授课，他也会经常主动地去听听，云云。这一类历史的误会固然平淡无奇、屡见不鲜，却也难免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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