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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先生学脉在山西的传承

2010-04-28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舒晋瑜 我有话说

2006年8月,山西大学举办“纪念章太炎先生逝世七十周年国学国际研讨会”,并在会上发布了《国学宣言》;2007年初,山西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随后由省教育厅定为重点基地;2008年5月,山西大学国学大讲堂开讲,同时出版《国学新声》刊物。山西大学这一连串的举动,通过网络与媒体,传播到

了娘子关外。人们不禁要问:山西大学为何对国学如此感兴趣?是出于赶时髦还是别有原因?一个长期被大山包裹着的秘密,在人们的追问中逐渐揭开了:原来国学大师章太炎先生的两大弟子黄侃、李亮工(时称“南黄北李”)都曾在山西大学执教。章太炎先生所招收的唯一一届研究生七人中的两人柏逸荪与姚奠中先生也曾同时执教于此。特别是姚奠中先生,在此执教达半个世纪之久,使章太炎先生的学术血脉在此得以传承。姚奠中先生曾为山西大学中文系主任,他的弟子刘毓庆先生也曾为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国学研究院成立后,又兼任为院长。他的再传弟子郭万金先生则为现任文学院院长。对于章太炎学派的学术思想与传统,今人所知甚少,仅从所谓的“章黄学派”中窥知一二。然而从山右章氏三代传人的身上,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情景,一种在现代学术界难以见到的朴学精神与文化使命意识的学派风范。

章门山右第一代传人 姚奠中

姚奠中先生今年已是97岁的高龄,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著名的学者、教育家与书法家。最近获得了中国书法的最高荣誉奖:兰亭奖终身成就奖。据他的弟子刘毓庆先生介绍,姚先生常说:章先生肩上始终担负着两副担子,一是文化传承,一是社会革命。他的学问博大如海,弟子们承其一支,即堪名家。如黄侃、钱玄同、沈兼士等在语言文字音韵方面成了大家,刘文典在治诸子方面成了大家,朱希祖在历史学研究方面成了大家。真正继承先生革命精神的则是鲁迅。从姚先生的述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鲜明的价值取向,他追求的不是专精一技的专家,而是要全面继承太炎先生的思想,以民族国家为怀,并以承传文化为使命。

在姚奠中先生的身上,明显的可以看出太炎先生的遗风。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小学为基础的治学思想;第二,集文化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于一身的现实关怀;第三,融通百氏的大儒风范。这三者恰恰是当代大多学者所忽略的。

治学思想是一个学派确立的根据。太炎先生强调自己的学术是:“朴国学以《说文》《尔雅》为根柢。”今所谓的“章黄学派”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但章太炎先生又强调读经,说:“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并说读经史之效在于“巩固国本”。他在给吴承仕的一封信中说:“仆尝谓近世教授学童,必于经传妙选数种,使之习服。”显然是从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考虑的。又说小学是管钥,诸子是堂奥,要以诸子为归。姚先生则全面继承了这一学术思想,他强调:以小学为基础,以经史为根柢,以诸子为归宿。认为诸子是要解决现实问题,因此要以此为归结点。刘毓庆先生认为,此一学派的治学路径是:由小学入经学,由经学通文史,而后归于诸子。他解释说:“小学”是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很难真正读懂传统文献,也就不可能进入传统学术的堂奥。“经”是道德精神、价值核心,没有这个价值核心,人生就会背离正道,精神就会下坠。“文史”是知识,也是传统文化思想的体现。“诸子”是思想,是对现实难题进行的思考。“以诸子为归”根本的目的在于关注现实。现在社会上“国学热”如火如荼,而在高校内却出现了冷漠、嘲讽的声音,真可谓“半江瑟瑟半江红”。其主要原因在于,高校的学者多把国学理解成研究对象,认为国学中包括文史哲,在分科越来越细的现实面前,一个中国古代史专业还要分成好几块。研究文史哲合为一体的国学,谈何容易?那不是吹牛吗?有的学校虽然也在形势压力面前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但多是把文、史、哲三块的人合在一起,搞文学的仍然搞我的文学,搞历史的仍然搞我的历史,相互仍不搭边。姚先生则认为“国学是文史哲不分”,“不分”不等于合。从上世纪90年代他就支持弟子成立国学研究院。他们这一派对于国学的理解是:国学是一个知识系统,也是一个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治学门径与研究方法,而不是单纯的研究对象。国学的基础打好了,则可以要文而得文,要史而得史。如果画地为牢,固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永远也成不了大家。因此姚先生教学生,特别强调“通”字。要求做通儒,不做陋儒。要有大家气概,不要小家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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